昨天（6月10日），唐山某燒烤店發生了一起惡性傷人案件。案發時，犯罪嫌疑人對店內正用餐的四名女子中的一人進行騷擾并毆打對方，隨后其同行人員沖入店內對受害人進行毆打，并將受害人拖至店外繼續毆打。目前，當地警方已抓獲兩名涉嫌尋釁滋事、暴力毆打他人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及三名涉案人員。

案件性質如此惡劣，放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情境下看如此令人震驚，放在掃黑除惡大環境下看更是讓人匪夷所思。因為挑釁社會法治和道德雙重底線，這個案件已經產生了傳導效應，使所有屏幕前的人們感受到了一種劇烈的不安。人們的憤怒與困惑非常合理：唐山不是法治社會的一部分么，何以“法”這個字沒有任何震懾力？唐山沒有有效的社會治理么，何以“當時有顧客報警，警方已介入處理”，十余小時后警方才抓捕到主要犯罪嫌疑人？要知道，這是在常態化的疫情防控之下，十多個小時的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了尋找和鎖定密接的時間。

暴力案件具有偶然性，是的。但其預防措施、極端程度、應對機制、處理效率卻和一個地方的綜合治理水平密切相關。老生常談海恩法則:一次嚴重事故之前必有300起未遂先兆；人們也都有這樣的經驗：某些荒唐事發生在某一特定地域，會顯得“合情合理”，因為后者提供縱容、默許此類事情的社會環境。不妨回憶一下，唐山曾在一個月的時間多次登上微博熱搜，除了此次惡性案件，另外幾次是什么？

5月初，唐山一位老農在疫情防控期間著急下地干活，被當地巡察人員看到并加以批評。結果是老農用大喇叭向全村村民自我批評、自我“游街”。“唐山硬核防疫不許下地種地”隨后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敘事登上熱搜；4月底，唐山遷安為防止疫情擴散，施行“硬隔離”措施，要求部分住戶交出鑰匙用以反鎖家門，將部分居民樓的房門用鐵絲綁住。這個“措施”不僅“震撼”大眾，甚至超出了大眾的想象力。地方行政部門眼里沒“人”么，難道不知這樣的情況一旦發生火災后果不堪設想？地方行政部門眼里沒“法”么，難道不知道這相當于剝奪財產、侵犯公民權利么？

這種無“人”無“法”的治理狀態，為我們今天理解剛剛發生的“惡”提供了一個角度。官敬法與民守法是一體兩面，公正司法、嚴格執法與全民守法是一體兩面，能隨便鐵絲鎖門、禁足公民的地方，能荒唐到不讓農民種地的地方，會有怎么樣的法治環境，會有什么樣的法治治理水平，會有怎么樣的社會法律意識，可想而知。這樣的治理環境，無法震懾和預防極端惡行事件，并不奇怪；這樣的環境中出現一群不以毆打女性為恥、不知暴力要負刑責、人格和智商上的雙重垃圾，奇怪么？至少比法治昭彰的地方出現更不奇怪。

圍毆女性、種地道歉、鐵絲鎖門，這三起于一個多月內發生在唐山的社會事件，都是社會治理的失效，都隱喻著“法”的威信在一個地域間的流失，彼此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邏輯鏈條。法治建構之慢之難，法治破壞之快之容易，當給疫情下更多執法者、司法者、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警鐘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