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余杭警方發布通報，兩位嫌疑人郎某和何某因誹謗他人被行政拘留9日。

兩位嫌疑人已經受到行政處罰，但誹謗和謠言的余威仍舊困擾著吳女士。警方通報發布兩天后，她被自己所在的公司勸退離職，而后來她本人也出現了抑郁癥狀。

兩位嫌疑人已經受到行政處罰，但誹謗和謠言的余威仍舊困擾著吳女士。警方通報發布兩天后，她被自己所在的公司勸退離職，而后來她本人也出現了抑郁癥狀。

12月4日上午，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致電吳女士，進一步了解該事件的細節。

對話吳女士

記者：您現在是怎樣的狀態？

吳女士：今年看過幾個新聞，了解到一個新的詞匯，叫做“社會性死亡”，我覺得我現在就是這樣一個狀態。

之前我發現自己的情緒有問題，然后去醫院做檢查，最后確診為“抑郁狀態”。最嚴重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緒，甚至想要去歇斯底里，或者說沒辦法控制自己哭，情緒會突然改變，但就是沒辦法控制。

記者：警方通報后事件已經澄清了，為何公司還會勸退？

吳女士：對于我的上家公司，其實我不想說太多，我的主要工作是代表公司去對外的。第一，當時發生了這件事，我需要時間去解決去面對，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回到公司復職，這樣會影響工作。第二，你一旦成為輿論風口浪尖上那個人的時候，我想作為任何一個公司，它都是不敢去用你的，因為這兩個原因我被公司勸退了。但設身處地去想，對于公司的做法我可以理解。

記者：您男朋友也失去了工作？

吳女士：他的工作基本上常年出差，發生了這件事，他不可能丟下我一個去面對，他需要陪我一起去面對，這樣的話就影響到了他的工作。

記者：涉事對方三人是否道歉？

吳女士：郎某被拘留之前，通過微信跟我男朋友說過對不起，但我覺得這算不上什么對不起，至少要跟我本人面對面道歉。

何某我們找了很久，發微博找他也沒有露面。這個事件過去很久，大概九月中旬，何某聯系到我們約我們見面。當時他在附近跟我們見面了，也跟我說了對不起，當時我心想，“終于等來一句對不起了。”但后來我才感覺到，這句所謂的對不起是用來跟我砍價的。我覺得這句對不起沒有什么含金量，沒有真誠可言。

記者：陶某在微博上向您道過歉？

吳女士：怎么說呢，如果說編造的輿論是一把刀的話，陶某是真正把刀捅向我的人，如果不是他的所作所為，這個事情不會發酵大這么大的范圍。他（在微博道歉）說的那段話，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去看，每一句話不是在道歉，而是在為自己推脫責任。

記者：您曾期望對方拍視頻公開道歉？并且允許戴墨鏡和口罩

吳女士：對，當時我跟他們談的和解條件，一是賠償我直接的經濟損失，二是到網絡拍視頻道歉，這是我第一時間跟他們提出來的。他們也需要做人，我可以理解，因為我已經遭到了網絡暴力，我主動跟他們說你們可以戴口罩和墨鏡。但他們一再要求打碼，他們要做人，他們怕丟人，這讓我非常氣憤。你當時拍我的視頻，你有想過給我打碼嗎？你有想過我還要做人嗎？

目前，他們沒有錄視頻公開道歉，也沒有進行經濟賠償。

記者：準備和解時您提出的賠償數額大概多少？

吳女士：平均下來是一個人58000多元（郎某、何某、陶某各承擔58000多）。我提出來名譽損失費、精神損失費等等這些賠償我都不要，但給我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比如誤工費、公證費、律師費等，他們三個要平攤。

12月4日下午，根據吳女士提供的聯系電話，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致電當事人之一郎先生。郎先生稱行政拘留出來后就已經向吳女士道歉，同時其認為三人一人58000多元的賠償金額過高，吳女士應當提供銀行流水而不是按照公司的證明來計算誤工費，同時郎先生稱不應將吳女士男友的誤工費計算在內。

“之前錯在我們，該怎么樣就怎樣，該拘留就拘留，該賠償就賠償，我們出來以后也進行了道歉，主要是賠償金額談不到一起。”

4日下午，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聯系到在微博上道歉的陶先生，其稱確實是因為自己一時疏忽，轉發了這條謠言，導致吳女士名譽受到了損失，但因此產生的工作離職等經濟損失，不應當由自己承擔。“我覺得不是特別合理，所以我那段時間在考慮，也沒有去做回復。”

吳女士代理律師微博稱已將材料提交至法院。

目前，吳女士一方已將材料提交至余杭法院。吳女士告訴記者：“說實話，賠償我可以一分不要，我自己的損失我認栽了，因為他們（謠言）的傳播量遠遠超過了法定限制的數值，我就希望法院能夠盡快立案，讓他們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我就覺得這道坎我就終于可以跨過去了。”

據了解，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情節惡劣的，以“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論。誹謗罪的犯罪處罰：犯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犯本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這里所謂“告訴的才處理”，是指犯誹謗罪，被害人自訴告發的，法院才受理，否則不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