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龍泉溪口瓦窯洋考古現場

宋元及明初時期，特別是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科技、教育最繁榮的時代之一。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同時，宋元及明初時代也是中國古代通過海上絲路大力發展海外貿易最成功的時代。

宋元及明初經濟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工商業發達。據《文獻通考》記載：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稅賦總收入為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占30％，工商稅占70%。這不僅促進了國家財政增收以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更推動了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與文化交流。而這一切，均要仰賴被宋元視為黃金生命線的海上絲綢之路。所以宋高宗趙構才會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

既然宋元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給沿途各國帶來了巨大的商機和財富，那么承載財富的主要商品是什么，其源頭和起點又在哪里呢？

海上絲路共建共享的“金鑰匙”

在宋元時期，支撐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來的絲綢變為瓷器。沿線國家也開始以陶瓷代稱中國。自Seres（絲）到China（陶瓷）的稱謂變化，從另一個方面佐證了陶瓷在海上絲路中的主導地位。那時，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國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宋代記述海上交通貿易等內容的《萍洲可談》這樣表述瓷器海運情況：“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也就是說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滿船艙的所有空間，人晚上只能擠在貨物上睡覺。

瓷器出口量雖然大得驚人，需求卻還是遠遠不能得到滿足。導致中國瓷器一運到國外，立即身價倍增，價比黃金，成為外國人的珍藏和身份的象征。為此，世界各國一些有心的商人、傳教士和制瓷工匠來到中國，通過各種途徑千方百計學習中國的制瓷技藝。《歐洲陶瓷史》等有關史料也證明，西方及日本、韓國等國家發達的制瓷業與中國存在密切的師承關系。在中國瓷器的影響下，世界各國的制瓷工業從仿制到創新，均有了極大的進步，從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文化的興盛與經濟的發展。中國瓷器真正成了聯通古代中國與沿線各國人民的文化使者、幫助從業者打開財富大門的金鑰匙。

龍泉青瓷是宋元及明初外貿瓷的代表

青瓷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巨大貢獻，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稱。龍泉青瓷，承自越瓷，始于南朝，興于北宋，盛于南宋。龍泉青瓷以瓷質細膩，線條明快流暢、造型端莊渾樸、色澤純潔而斑斕著稱于世。

燒制龍泉青瓷的龍泉窯既是宋代“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之一，又是宋代“龍泉窯、定窯、磁州窯、耀州窯、鈞窯、景德鎮窯、建窯、吉州窯”八大窯系之一。

“中國陶瓷研究之父”、原故宮博物院陶瓷館館長陳萬里曾先后8次到龍泉大窯等地考察古窯址。他說：“一部中國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龍泉。”2009年9月30日，龍泉青瓷傳統燒制技藝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選的陶瓷類項目。

從出水的“海撈瓷”中也可以發現龍泉青瓷在海上絲綢之路運載的瓷器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1984年，韓國考古界打撈出一艘中國元代沉船。在這艘船上，共發掘出了2萬多件瓷器，其中龍泉青瓷就有12000多件，占比高達60%以上。

龍泉本土青瓷研究專家方海、方岳在《日本的“龍泉青瓷熱”與其體現的禪意美學特點淺析》（《藝術與設計》（理論版2016年第11期）一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紀下半葉（元初期）至14世紀中葉（元后期）的中國貿易陶瓷中，龍泉青瓷已經占主流地位，成為中國貿易陶瓷的代表。”

宋元及明初海上絲路財富之源

說起宋元及明初時期最繁華富有的城市，人們自然會想到北宋開封、南宋臨安、蒙元大都以及具有“東方第一大港”之稱的泉州等，但若論傳統手工業特別是制瓷業的發達及高GDP，或當首推盛產青瓷寶劍的浙江龍泉及其甌江兩岸。

甌江流域制陶業源遠流長。甌江的甌，古時即指陶器。甌人善于制陶，甌江也因此得名。1997年遂昌縣好川文化遺址發掘中也發現，處于良渚文化晚期的原始甌人尤長于制陶，并在生活中廣泛使用陶器。從制陶到制瓷，漫漫歷史長河中，龍泉的匠人們代代傳承，讓青瓷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甌江兩岸、漫山遍野。

宋元及明初時期的龍泉城市面積達6平方公里，人口達十余萬。街上商業興旺，各種瓷器店鋪林立，國內外來此做青瓷生意的商販往來街巷，熱鬧非凡，是真正的瓷都。穿龍泉城蜿蜒東去的甌江，全長達388公里，是浙江第二長的江。江兩岸瓷窯星羅棋布，窯火相映成趣，十分壯觀。

如果，能夠夢回古代，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龍泉及甌江兩岸，才是宋元及明初海上絲路內陸地區最主要的起始地。

因為在這里，我們看到海上絲綢之路最主要大宗商品龍泉青瓷——從設計備料到生產制造再到裝船運輸的整個過程。比起從海上港口算起的起點，從內陸主產地起始的起點，會讓海上絲綢之路更加完整、更加豐富、更加波瀾壯闊。

中國歷史地理學泰斗陳橋驛在為《龍泉縣地名志》作的序中說：“從中國東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和東非沿海……無處沒有龍泉青瓷的蹤跡，這條漫長的‘陶瓷之路’，實際上就是中國陶瓷特別是青瓷開拓出來的。”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八百里甌江》一書指出：“八百里甌江，歷來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節點。”

如果，能夠夢回古代，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龍泉及甌江兩岸，還是宋元及明初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財富的主要源頭和發祥地。

龍泉市青瓷協會會長徐定昌曾在接受《浙江日報》記者采訪時說：“800年前龍泉是國家級出口基地。據史料記載，沿甌江兩岸共發現宋元時期青瓷窯址500多處。龍泉青瓷每年出產量達2000多萬件，其中出口估計達1000多萬件。”這個數量當居全國各瓷器生產地首位。

龍泉及甌江兩岸成為宋元及明初全國制瓷中心，成為名符其實的海上絲綢之路內陸地區主要起始地和財富的發祥地、輸出地，有其必然性。可以說在當時情況下具備了制瓷業迅猛發展的所有條件。

在制瓷材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龍泉山區土肥林茂，生產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十分方便。到處都有的低丘緩坡又非常適合建造燒制青瓷的龍窯。特別是龍泉豐富的瓷石資源、瓷土和含鐵量較高的紫金土為龍泉青瓷成為中國宋元及明初時期瓷器代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水路交通十分方便。甌江水道干流支流十分發達，水網密布，許多瓷窯依山傍水而建。瓷器成品出窯后，窯主可以較少的人力就能完成搬運、裝船、運輸等工作。這些瓷器等商品通過船、筏等水上運輸工具順流而下，然后轉由溫州、泉州等通商口岸，將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

修養生息、躲避戰亂的好地方。整個宋朝，硝煙四起，戰亂不斷。而處州龍泉，山高林密，水深流急，易守難攻，既是南宋王朝理想的備選陪都，更是北方遷徙而來的士農工商躲避戰亂、從事生產生活的佳境。

（作者王劍波，浙江省紅十字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