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記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約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訪死者的爺爺奶奶和同學時，被跟隨的“尾巴”招來一批鎮村干部，實施各種暗示威脅干擾，迫使采訪對象不敢說真話。而記者被當地的種種電話騷擾則更是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記者從側面了解到，警方正在積極做死者母親工作。不給記者提供方便，或許另有隱情。警力的高度防范，讓當地群眾覺得很不理解：“造謠傳謠的你們不是抓了很多嗎？現在究竟是什么情況？你們在害怕什么？”

記者向縣委宣傳部部長陳佳、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提問，問及網民關心的案發前是否有報案行為、證明不是他殺的證據是什么、是否存在霸凌現象等問題時，兩位地方領導一致表示，這是網上謠言，根據法律，當地有理由不予回應。

網上謠言不予回應，那么，不予回應的，是不是都是謠言呢？這需要進一步調查。習總書記“2.19”講話言猶在耳，強調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要遵循新聞傳播規律。這首先就是要讓事實說話，讓細節說話，讓群眾信任。

而在該案中這統統被無視了。是不是當地官員認為，“2.19”講話是說給媒體人聽的，和自己無關？期待當地盡快端正認識，主動配合記者了解真實情況。唯有讓事實說話，才能讓洶涌的輿情平息。

總的來看，這件事情存在太多的疑點。解決這些疑點，必須要對死亡原因作出強有力的證明。事情發生了，學校和當地就不要在作出如此嚴密的防范，應該開誠布公一些，把精力放在查案辦案上，早日拿出真實的結果，流言蜚語便自動消失，也可以給死者父母一個交代，給廣大群眾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