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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大型防御式民居，莊寨是永泰當地獨具特色的歷史建筑遺產。莊寨承載著家族成員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使用功能和情感依托，其價值不僅體現于莊寨建筑的物質本體，還包含依附于物質和空間而存在的文化，比如，保存于莊寨中包扎成一捆一捆的契約文書。這些文書世代相傳，在過去，幾乎每家每戶都有，被稱為“永泰文書”。

近年來，永泰文書吸引了學者們的關注，部分得到整理、保護、研究及出版。挖掘民間歷史文書有何意義？挖掘永泰文書對鄉村文化遺產保護又有怎樣的啟示？請看記者從永泰發來的報道。

來自國內外多所知名高校的師生來到永泰做文書研究。

文書“密碼”藏著價值

閩南師范大學歷史地理學院講師董思思是最早發現永泰文書的學者之一。8年前，尚在廈門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的他，走進永泰縣同安鎮三捷村仁和莊。

行走在建于清朝道光年間的莊寨中，董思思覺得這里的每一處都值得追問：鋪地用的青石塊當年如何運進深山？莊寨里隨處可見的石雕、木刻、彩繪、泥塑工藝精湛、造價不菲，主人的財富從何而來？

機緣巧合，他發現了房間里散落在地上的一堆文書紙張。“我們仔細查看后，發現這些文書實際上是一些廢棄的檔案。當時，我就意識到這些資料和我的研究有很大關系，就請求村里不要把資料丟掉，并告訴他們，廈門大學將組織一個專業團隊來幫助整理。”隨后，董思思先后兩次組織以廈門大學歷史系學生為主的團隊，深入永泰村落走訪，發現了大量文書，并開始研究工作。

隨著發現的文書體量越來越大，董思思找到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教授鄭振滿。

“收到文書之后你們第一時間通知我，一定不要拆開，不要打亂順序。”在得到文書線索消息后，鄭振滿經常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對于那些在當地搜索文書的同仁，鄭振滿十分珍視。“他們可以帶我們找到文書的主人，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訪談，這些對于田野調查來說太重要了。”

2016年開始，鄭振滿教授帶領團隊進入永泰縣開展文書的搜集與研究工作。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與永泰縣達成校地合作協議，常年有一支學術團隊駐扎在永泰。

近日，記者跟隨鄭振滿團隊在永泰縣嵩口鎮玉湖村考察新近搜集到的契約文書。在一個由舊私塾改建而成的村莊文明實踐基地里，鄭振滿從村民送來的箱子里拿出被水浸泡過又再次晾干的文書，許多早已破爛不堪，但他興致勃勃，如獲至寶。

在中國歷史上，“官有政法，民有私契”。契約文書是民間日常生活的主要規范體系，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可靠的原始資料之一。“原生態”是學者們對永泰文書保存狀態的一致描述，由此總結出永泰文書所具有的“歸戶性”“歸物性”獨特學術價值。歸戶性是指契約文書與收藏人的相關性；歸物性是指契約文書與具體事物的相關性。

“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永泰村民的家中大多有專門收藏契約文書的容器，通常是樟木箱子或柜子。我們打開這些箱子或柜子時，通常可以看到包扎成一捆一捆的契約文書，每一捆的外面都有‘包契紙’，其表層通常有收納者留下的原始記錄，內容包括年代、數量、契約名稱、相關人物等。這些‘包契紙’反映了契約文書的原始分類系統，為我們整理和研究契約文書提供了基本依據。”2020年，鄭振滿團隊出版《莊寨密碼：永泰文書與山區開發史研究》一書，是全國第一本以“永泰文書”為題的學術研究成果，其前言部分特別點出永泰文書的特點。

“因為其他地方的很多文書已經流入市場或博物館了，原有的系統性已經被打亂。而永泰文書是從村民家中發現的，可追溯其根源。對于每一張永泰文書，我們都可以知道它產生于什么地方，被哪些人接手過，進而及時地去做田野調查，從而更加深刻地理解這些文書。”鄭振滿團隊告訴記者。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與哈佛燕京學社聯合舉辦的“中國鄉村研究的新資料與新路徑”研習營在永泰縣多個鄉鎮舉辦。

重現活生生的民間生活

不久前，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與哈佛燕京學社聯合舉辦的“中國鄉村研究的新資料與新路徑”研習營在永泰縣多個鄉鎮舉辦。這也是近5年來永泰與高校合作開展的第三期以永泰文書為研究內容的學術訓練營。

鄭振滿教授在開營儀式上向營員們介紹，此次研習營重點在于回到歷史現場，通過理解為何本地會產生數量龐大的文書，以及文書對于當地老百姓有何意義，來引導學員在田野中思考文書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從而形成對中國歷史的新認識。

研讀永泰文書、實地調研、自主研討，這是訓練營日常的學習模式。在一周的時間內，師生們的活動范圍涉及永泰3個鄉鎮6個行政村。從實地場景、村民的口述以及村廟碑文中，他們思考有關山區開發和林業經濟、醬油工藝的歷史進程、永泰山歌文字化等問題，揭秘歷史上當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中國鄉村研究的新資料與新路徑”研習營的師生團隊聽村民講當地的民間故事。

鄭振滿告訴記者，團隊最初搜集到的文書大多和莊寨有關。“走進莊寨，我們的問題就浮現了，蓋一個莊寨需要的幾十萬兩銀子從哪里來？為什么山里那么有錢？對于學術研究來說，這是關于山區開發史的問題，通過解讀契約文書，我們才能了解山里人發家致富的過程。”

注重田野調查是廈門大學歷史學科的傳統，被學術界稱為“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范式。從學術層面搜集整理民間常見的功德碑、捐資榜、芳名碑、重修記、簽文、科儀本、族譜、契約、符箓本等各類民間文書，從而進行相關研究。可是，為什么把不起眼的老物件當作研究對象呢？

“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現有的理論和概念大多是‘舶來品’，不一定符合中國實際。”鄭振滿教授認為，利用民間歷史文獻，可以引導年輕學子從更深層次理解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與運行機制，“我們必須引導學生走進田野，在實踐過程中理解和解釋中國經驗，提出符合中國實際的新理論和新概念”。

抱著對民間歷史文獻的興趣，越來越多國內外知名高校的學生與廈門大學的師生們相聚在永泰，共同開展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習。

鄭振滿教授與宋怡明教授查看新搜集到的永泰文書。 記者 蔣豐蔓 攝

師生團隊中就包括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宋怡明。

“吳履人，永泰縣嵩口鎮漈頭村人，租田欠租被收回，后變賣家產，包括糞廠。其子吳仙海，家族衰落亦賣產。道光年間，吳仙海離家久未歸，其子死，無錢葬，親屬賣其地以葬。”通過二三十份時間從清朝康熙年間跨越到咸豐年間的永泰文書，宋怡明和他的學生一起為一位在永泰當地甚至沒有留下后人的小人物復原了歷史存在。

2019年，宋怡明帶著學生參加了廈門大學在永泰縣舉辦的“民間文獻與區域史研究”暑期學校。在漈頭村，他們發現那里有相當一部分契約文書講到姓吳的人，但如今的漈頭村并沒有吳姓家族。

“這些姓吳的人去哪里了？”帶著這個疑問，他們通過契約文書里一筆筆的買賣記錄和地方史料，重建了吳氏的家族譜系。在還原吳履人一生的過程中，宋怡明捕捉到了永泰文書的一個特點——它可以串聯起由遠及近的歷史，還原普通人的歷史經歷。

2022年12月，作為福建省《八閩文庫》全媒體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福建民間契約文書》首批11卷共50冊正式發布。書中收錄了涵蓋契約、鬮書、訴狀、收據、唱本、賬簿等3萬余件永泰的民間文書，皆為首次整理出版，相關成果由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師生們耗時6年出品。

在全國同類的大型文庫項目中，《八閩文庫》收錄民間文獻屬于首次。新書發布會上，《八閩文庫》編纂委員會主任、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表示，《福建民間契約文書》的面世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符合學術界、文化界“眼光向下”的新趨勢，即從聚焦于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轉向社會底層與日常生活。而契約文書背后“隱藏著更深刻的傳統、經驗和生活”，正是中國“活生生的歷史”。

“這套書收錄的民間契約文書都是傳統社會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憑證，反映了民間社會利用文書處理日常事務的悠久傳統，可以說是中國特有的寫本文獻和民間歷史檔案，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鄭振滿介紹。

古為今用的力量

日前，有媒體發文稱：永泰文書被“看見”的意義并不止于成為一家一姓一村一個永泰的過往史料，它的出版標志著“民間”第一次成系統、有標準地登上了“廟堂”，它們讓大家更了解農村，更懂得怎么發揮基層的力量。

在當地，永泰文書也曾面臨被當成一堆廢紙或舊時代的“遺物”丟掉、賣掉、燒掉的命運。得益于學者的關注，人們對其價值有了重新的認識。

“山、林、田、房等財產和人際關系都寫在文書上，契約文書就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鄭振滿說，“透過這扇‘窗’，我們可以接觸到一個包羅萬象的民間生活世界，揭示傳統鄉村的復雜社會關系，感知生生不息的鄉土文化。”

永泰文書跟永泰莊寨之間是什么關系？為什么要在廢紙堆里折騰？永泰縣政協副主席張培奮的回答是：“歷史文書豐富了永泰莊寨的內涵。”

張培奮還在永泰縣古村落古莊寨保護與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擔任主任一職，牽頭落實傳統村落、莊寨的保護利用工作。

最初，張培奮四處跑村，用攝影鏡頭記錄鄉野里的莊寨，測繪，和專家開會討論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可能性。在這個過程里，他慢慢理解了什么是莊寨。

張培奮逐漸意識到，不能只關注地面上的實體建筑，還要挖掘莊寨里的文化遺存和內涵，才能實現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契約文書的出現讓他找到了可能性。

經過學者們對永泰文書的解讀，當地得以認識到那些超越莊寨建筑本身的內涵。這些認識，也都能和當地人成長記憶里的永泰鄉村生活對得上。

他舉例介紹說，原來他認為，所謂“莊寨”，“莊”和“寨”是合在一起的，通過解讀與三對厝有關的歷史文書，他發現莊寨還有其他存在方式。“三對厝鄭氏三個兄弟建了三座房子，這個就是莊，即家族式。然后，鄭家老二、老三的后代又在三對厝附近合股建了寨，籌資方式是合股式。老大雖沒有出錢，但是他們事先定了協議，如果土匪回來了，老大的后代可以在里面避難，這是依存式。所以我們就發現莊寨起建有3種方式：家族式、合股式、依存式，莊和寨可以是分離的。”

今年永泰文書研討會的舉辦地蓋洋鄉是永泰21個鄉鎮已發現文書數量最多的鄉鎮，共發現永泰歷史文書數量達1.4萬份。

文書挖掘和保護工作之于村民、村莊的現實意義是什么？這是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

“如果我們不回答清楚，不僅這項工作難以持續，挖掘出來的文書也依然只是擺在書架上的學術成果而已。”張培奮坦言。

在永泰莊寨保護模式中，“村保辦+理事會”是很重要的機制。在張培奮看來，“村保辦+理事會”模式能在永泰當地推行本身就體現了挖掘文書的意義。

2015年9月，永泰縣成立古村落古莊寨保護與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即“村保辦”）。同時，永泰全域在它的指導下，相繼成立了38個莊寨理事會，其成員由各自莊寨的家族成員組成。理事會負責莊寨日常管理，包括召集與協調各房族親參與莊寨維護與修繕；與企業、同姓族人聯絡，籌集修繕資金；同時，對接政府，代表莊寨申請修繕項目資金，組織舉辦各類活動等。

廈大團隊在永泰縣蓋洋鄉三對厝開展工作。

自2016年開始，廈門大學團隊多次前往三對厝開展田野調查，普查整理了來自當地鄭氏家族9戶人家保存的4000余份歷史文獻。解讀這些歷史文獻，可以較為系統地考察清代以來閩中山區的家族經濟結構與經營方式，也從側面還原了三對厝建造前的經濟積累過程，得以看到一個家族的歷史記憶。

2017年，三對厝后人組建理事會，在當地政府引導下，籌集民間資金達160萬余元，用于修繕三對厝主體建筑。

“三對厝修建的過程中，最典型的事情是一對離家幾十年的姐妹，積極為三對厝捐款30萬元，三對厝理事會為了表彰她們的突出貢獻，特地豎碑紀念，該碑就位于三對厝的文物保護碑旁。”在永泰，像三對厝理事會這樣捐款捐物為村里修路建橋的永泰莊寨理事會還有很多。

“鄉村工作，首要的是發動民間力量。永泰一處宋代古道的1300多個臺階上，每一踏都鐫刻著為修臺階捐款捐物者的姓名。這種民間自發的凝聚力都能在鄉間常見的功德碑、紅榜和村志、族譜里看到。”對張培奮來說，從文書里解讀出的是鄉土社會里固有的秩序感、凝聚力，這是一直延續至今的永泰鄉土文化內核，也是要在莊寨保護中得以延續的。

“例如，我們還看到契約里如何堅守承諾，看到過去山林怎么管理——能種什么、不能種什么，祖先們會考慮幾十年、幾百年后的發展。永泰文書里藏著鄉村治理的智慧、凝聚人心的法寶，它是巨大的寶庫，能增加我們的鄉土自信，給我們精神力量。”張培奮認為，回到歷史中、回到生長的土地，這個文化內核或許能讓在外迷茫的青年看到另一種可能性。

目前，永泰縣多個鄉鎮建設了歷史文書展館，并組建了整合保護永泰古厝、傳統村落及歷史文書等工作的相關指揮部，致力于探索校、地、企等多方合作，爭取將更多永泰文書的科研成果進行轉化，形成永泰村落文化遺產活化利用的新亮點。

今年1月，張培奮還開始嘗試拍攝短視頻，為永泰文書的傳播“擴圈”。永泰縣文史研究員李劍常在視頻中出鏡，他在視頻中講述：“永泰文書，能夠原汁原味地反映出永泰的民間社會是什么樣的。在基層治理中，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的根是怎么樣的，我們底下的土壤是怎么樣的，永泰文書就是這樣一個認識我們腳下土地的工具。”

“我們要做的就是，把文書的故事用老百姓喜歡的方式講好，讓年輕人看到鄉土文化的多元和燦爛，讓他們與村莊建立更深的聯結。”張培奮告訴記者。（記者 蔣豐蔓 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