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記者 葛明寧 實習記者 劉夕銘）春節將近，各主要城市均嚴格執行煙花爆竹“禁燃”、“限放”新規。城市之中，出于控制空氣污染及安全等考慮，煙花爆竹一貫只能在限定的區域內燃放；近年以來，“禁燃”區域持續擴大。

財新記者梳理發現，與2016年春節相較，全國共31個省會及直轄市中，至少有北京、西安、南京、杭州、南昌、武漢及石家莊7個城市增加了對銷售或燃放煙花爆竹的限制。另有一些城市減少發放煙花爆竹經營許可證；一些城市的相關部門公開呼吁市民不燃放煙花爆竹。

與此同時，個別地區的政策遭遇阻力：今年1月14日，河南省突然出臺覆蓋全省城市及農村地區的“禁燃”政策，僅過兩日便宣布撤回。

多家花炮經銷商聯合向當地政府表示，這份禁令一旦付諸實施，積存在倉庫中的煙花爆竹難以消化，不僅給年底的零售、批發商及廠家造成損失，而且巨量的庫存構成嚴重的安全隱患。

燃放煙花爆竹的傳統廣泛地分布于全國各地，而花炮的產地相當集中于湖南省瀏陽市及其四周地區，甚至傳出煙花爆竹“金三角”的稱號。如果“禁燃”范圍繼續擴大，當地的經濟生態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寬嚴相替，“限改禁”之前曾發生“禁改限”。1988年春節以后，因為發生過大量由燃放花炮導致的財產損失及人身傷害事件，各地的政策趨于嚴厲；例如，北京市1993年出臺《北京市關于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規定》，明確城八區禁止燃放煙花爆竹。

但是“禁燃”要求相當的執法成本。2005年9月9日，北京市第12屆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的《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規定》，明確在限定的時間之內，北京各區都可以燃放煙花爆竹；截止2006年底，全國有200多個城市實行了“禁改限”。眼下，鐘擺似乎正去往另外一端。

面對這類特殊的娛樂產品，以何種程度限制煙花爆竹的使用，仍是各地需要長期面對的一道選擇題。

燃放煙花爆竹對霧霾貢獻幾何

“每逢新春佳節，我們都會以燃放煙花爆竹增添節日氣氛。”合肥市團委牽頭發出的一份《倡議書》這樣寫道，“然而，燃放煙花爆竹時會釋放出大量的顆粒物和硫化物，加劇霧霾程度，損害空氣質量，影響人體健康，散落的炮皮碎屑也嚴重影響我們的城市環境衛生。”

根據國務院2016年底印發的《“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到2020年，全國二氧化硫的排放總量應降低15%；而傳統制法的爆竹使用黑火藥，主要的原料是硝酸鉀、硫磺和木炭，產生硫化物排放。

除了貢獻硫化物以外，大量燃放煙花爆竹還可短時間內沖高PM2.5中其它成分在大氣中的含量。除了炸藥以外，煙花產品還需要添加火焰著色物及其它特殊效應物質，常見的包括高氯酸鉀、硝酸鉀、硝酸鋇，等等。這些物質爆炸而進入大氣，其中包括一些一般在PM2.5中少見的重金屬。

一份針對2015年春節期間珠三角空氣質量變化的研究文獻顯示，肇慶市的PM2.5的小時濃度在除夕夜間從零點的每立方米74微克，急劇攀升到最高值每立方米109微克，遠超PM2. 5的日均濃度二級標準每立方米75微克。

不過，如果空氣流通情況良好，一次性燃放煙花爆竹帶來的高PM2.5，在相應地區上空僅存在數個小時。前述文獻同時指出，在廣州、深圳分別劃定“禁燃”區域的前提下，煙花燃放的污染經過幾個小時的擴散衰減之后，對珠三角地區PM2. 5濃度產生的影響到正月初一的中午就基本結束了。

中國環境科學院大氣首席科學家柴發合對財新記者表示，如果不加節制地放鞭炮，對空氣質量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據他回憶，曾經監測到一些地區沒有限制、氣候條件也不好，正月初二、初三仍籠罩在燃放煙花爆竹造成的霧霾中。

擴散不等于消失。前述文獻提到，廣東江門、中山與珠海三地受外界污染輸送的影響，PM2.5濃度的最高值并沒有發生在除夕夜間，而是在正月初一的凌晨。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郝吉明對財新記者解釋，一部分的顆粒物進入大氣循環以后，“飄去美國是有可能的”。

雖然如此，他說，“你得尊重滿足民族傳統，我自己不吃肉，就覺得大家都不吃肉就好，但我的愿望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愿望”；“過年過節，老百姓想熱鬧一下，也可以接受。”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曾對《解放日報》表示，因為各地對煙花爆竹都采取了限制燃放的措施，“每年就那么幾天可以燃放”，因此在全社會產生的PM2.5總量之中占比略低。

他進一步解釋，在特殊的煙花制作工藝下，煙花爆竹燃放產生的顆粒物有些體積很大，一些顆粒甚至肉眼可見；有些體積小而密度大，容易沉降。這是除夕之后PM2.5濃度一般很快回到常規水平的主要原因。

花炮產業何去何從

各地政策趨緊，湖南省瀏陽市的花炮行業面臨沖擊。這個市的煙花爆竹產值占全國一半，也貢獻了該市五分之一的GDP。

據瀏陽市鞭炮煙花管理局數據，2014年該市花炮產業集群實現總產值202億元，同比增長7.6%；2015年實現220.1億元，同比增長8.9%。而2016年1月至11月，該市全市花炮產業集群實現總產值189.3億元，該數據同比下跌4.9%。

其中，花炮的出口銷售額23.5億元，同比減少12.9%；國內銷售額122.3億元，同比減少3.4%；原輔材料及相關產業實現43.5億元，同比減少4.8%。

根據瀏陽市政府發布的《瀏陽市煙花爆竹產業集群“十三五” 發展規劃》，瀏陽市計劃到2020年，當地花炮產業集群實現總產值350億元，即國內銷售實現227億元，國外銷售實現43億元，相關產業實現80億元。“瀏陽是煙花爆竹的發源地，有1400多年的歷史，也是全球煙花爆竹的最大生產基地，生產品種齊全，產品質量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2014年初，央視《經濟半小時》節目以“煙花易冷”為題報道了“瀏陽花炮”遇到的困境。該節目并將這種局面的原因概括為防控污染意識日增、新國標對成本的影響、各地政府及國企厲行節約，以及年輕人的傳統觀念淡漠。

時任瀏陽市鞭炮煙花管理局局長湯顯華則在前述節目中披露，瀏陽煙花爆竹產業集群的總產值連續三年保持了20%~30%的增長，2013年總產值的增速開始放緩，下降到了10.5%。

根據近幾年的增長率及一些當地從業者的感受，這個行業并未回暖。有多名花炮從業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以往無論是生產、運輸還是銷售環節，雖有各種規定和標準存在，執法未必嚴格；一旦當地的環境保護、安全生產又抓起來，花炮行業就大面積地出現問題。

急切的“禁燃令”腳步，會影響到局部產業鏈的存續。今年1月13日，河南省環境污染防治攻堅戰領導小組辦公室突然宣布，從今年春節開始，該省將在縣以上城市建成區全面禁售禁燃煙花爆竹；14日，又下發《關于擴大煙花爆竹禁止燃放區域的緊急通知》，要求將“禁燃令”擴展至農村地區。僅兩天之后，1月16日該單位又撤回了這份緊急通知。

多名生產商對財新記者證實，往年，各省市的批發商3、4月份即開始與“金三角”廠家接洽，5月份便簽下訂單；如果之后發現短缺可要求補貨，然而已運輸到當地的花炮不可能退回。這種模式，難以承受春節前后的“禁燃”政策調整。一旦出現嚴重的滯銷，氣溫升高以后，倉庫里花炮的安全性難以保障。

一名鄭州市花炮批發商對財新記者表示，2015年12月24日，《鄭州市禁止燃放煙花爆竹規定》公布，規定整個鄭州市區禁止燃放煙花爆竹；于是，鄭州2016年春節前夕的銷量只是2015年的一半。而以這幾日的銷售情況來看，2017年春節，銷量可能只有2016年的五分之二。突如其來的落差導致資金鏈斷裂。“貨沒賣出去，我們不能給廠家錢；廠家沒有錢，工人的工資就結不了賬。”

他還質疑，自己遭遇到的“禁燃令”過于一刀切，以至于沒有給投入了研發經費的環保型煙花產品以任何活路。

禁燃令的執法成本

一個大城市的內環徹底“禁燃”，需要足夠執法力量投入。

以上海市為例，據財新記者了解，2017年1月26日（小年夜）、1月27日（除夕）及1月31日（正月初四），上海公安機關啟動社會面防控一級加強勤務等級。這意味著，該市的五萬余名公安人員，這段時間內需在崗工作。

此外，上海市今年不僅組織了30萬志愿者參與“禁燃”，而且該市的圓通、申通、中通等快遞企業員工將統一穿著宣傳馬甲送貨。

公安部門需要一直保持這種勤務等級嗎？對此，上海市人大代表、律師厲明對財新記者分析，待民眾養成習慣，可以考慮降低除夕夜的執法強度，“上海市民的家里還有些存貨，有的派出所可以用積存的煙花爆竹換取小禮品”。

他向財新記者提及，受到上海市延續煙花爆竹管理經驗啟發，上海市去年的交通違法行為大整治中，“以超常規的措施和力度嚴管重罰”，并增加巡邏民警參與違停警告、抄報等一般由交警執行的工作。

同時，不少區縣發動社區居民、公務員等力量上街協助交警，與春節期間的“平安志愿者”形式類似。

2014年上海“兩會”上，厲明發出一份倡議書：從我做起，春節不放煙花爆竹；這次倡議活動得到了138名上海市人大代表的響應。2015年12月30日，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新版《上海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明確外環以內不允許銷售、燃放煙花爆竹。

厲明對財新記者表示，與工業揚塵相比，煙花爆竹對空氣污染的作用很小，但“禁燃”是環保需要的態度；而且上海市老齡化嚴重，一些患心臟病的老人原先很怕過年。

厲明表示，1986年，黃浦江上大霧，大量市民急于上班，上海便發生了陸家嘴輪渡碼頭踩踏事件；2014年12月31日，因為疏于管控，上海又發生了外灘踩踏事故。“大城市還是很脆弱的，人群積聚起來就是這樣”；“2016年春節，上海外環以內沒發生一起火警，是我感到很高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