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經濟發展中，行政資源配置至關重要，體現形式也有多種。對于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而言，因為其本身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很強的集聚資源能力，那除此之外的普通地級市發展情況如何?

撇開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省會城市，《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普通地級市的經濟總量統計發現，共有18個城市的經濟總量超過了4000億大關，其中蘇州是唯一一個超過1萬億大關的地級市。從地域分布上看，江蘇最多，共有7個，而廣東只占兩個。在人均GDP上，鄂爾多斯超過20萬元。

18城中蘇州GDP破萬億

在這18個地級市的經濟總量排行中，江蘇省的蘇州和無錫高居前兩位。位居榜首的蘇州成為18個城市中唯一一個GDP突破萬億大關的城市，去年該市GDP達到了14504億元，GDP總量位居全國所有城市第7位，遙遙領先于其他普通地級市，并且無論是GDP總量還是人均GDP在江蘇省都位居第一。不僅如此，蘇州下轄的幾個縣級市如昆山、張家港、常熟等一直領銜中國百強縣排行榜。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部擁有“雙子星”的省份中，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和大連都成為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而獨獨在第二經濟大省江蘇，卻沒有計劃單列市。不過，盡管沒有成為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但蘇州的經濟發展之快卻超乎想象。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外向型經濟的不斷發展，蘇州經濟總量迅速擴大。

與蘇州一樣，改革開放后，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無錫多年來的經濟緊隨蘇州，GDP總量高居江蘇第二，身為副省級省會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來，南京“奮發圖強”，GDP總量終于趕超無錫，上升至第二。不過目前無錫的人均GDP仍高居江蘇第二，GDP總量在全國所有城市中位居第13位。

位居第三的是來自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的佛山，這個因近代名人黃飛鴻名揚四方的城市主打陶瓷、家電等產業，經濟總量也突破了8000億元。其下轄的順德和南海在沒改區之前也一直稱霸中國百強縣排行榜。

三甲之后，來自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煙臺位居第四，去年經濟總量達到了6446億元；來自廣東的“世界工廠”東莞目前位居第5。

鄂爾多斯人均GDP超20萬

從地域分布上看，這18個城市中，有7個來自江蘇，4個來自山東，廣東和浙江各2個，福建、河北和內蒙古各1個。除了鄂爾多斯，其余城市全部來自沿海地區。

那為何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的發達地級市高達7個之多，而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卻只占兩席？主要原因在區域經濟發展上，江蘇比廣東發展得更為均衡。盡管江蘇的前兩大城市南京和蘇州不如廣州深圳，但是它的中等城市要比廣東更多，如無錫、常州、南通、徐州，發展都較均衡。此外，像揚州、鹽城等蘇北地區城市，近幾年的發展也十分不錯。

相比之下，第一經濟大省廣東是沿海區域經濟發展最不均衡的省份。廣東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廣州、深圳兩個副省級城市的GDP之和就達到了3.5萬億，再加上東莞和佛山兩座二線城市就更多。數據顯示，2015年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四城GDP之和達5萬億之多，占全省的比重接近七成。在這四大城市之外，廣東其他城市發展不足，目前粵西、粵北大部分地區的人均GDP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人均GDP來看，這18個城市中，除了濟寧外，其他城市均超過了49351元的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最高的是內蒙古的鄂爾多斯，該市人均GDP超過20萬元大關，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倍多，遙遙領先于其他城市。

依靠“羊煤土氣”(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氣)4種資源，在位于沙漠邊緣、總人口只有200多萬的鄂爾多斯，在進入新世紀后經濟高速增長，目前經濟總量已超過自治區的首府呼和浩特和老牌工業城市包頭，高居內蒙古第一位。

區域發展需政府整合資源

不過，像鄂爾多斯這種因能源而“暴富”的城市畢竟占少數，絕大多數普通地級市的崛起依靠的還是工業、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比如在這18個城市中，人均GDP超過10萬元大關的蘇州、無錫、佛山、常州等都是典型的外貿明星城市，以及世界工廠東莞以及煙臺、溫州等，在2008年以前都得益于外向型經濟的高速發展。

2008年金融危機后，外貿進出口要再現高增長已無可能，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在持續減弱。隨著外貿出口受阻，產能過剩嚴重，制造業也不景氣。另一方面，在土地、人力成本不斷上升后，這些城市的不少產業紛紛轉移到我國中西部以及東南亞等地區。近幾年外貿明星城市紛紛進入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中，經濟增速放緩。

例如，無錫經濟近年來增速明顯放緩，經濟總量更是被南京趕超，退居江蘇第三，在全國的位次也退居第13位；東莞GDP在2005年位居全國第16，2008年后逐漸被長沙、鄭州等內陸省會城市超過，現如今退居全國第21位。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認為，東莞會被長沙、鄭州這樣的省會城市超過很正常。過去東莞“猛”，是因為當時外貿出口增長迅速，對經濟拉動明顯，而現如今區域經濟發展更強調的是地方政府對各種資源的整合能力，作為地級市的東莞不可能像長沙、鄭州一樣，具備對包括土地、科技等各種資源的整合能力。

以交通為例，無論是高鐵還是航空，都是以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省會城市作為中心和樞紐，而交通對一個城市的區域輻射力至為關鍵。在這18個城市中機場旅客吞吐量最大的溫州，在全國各城市中也僅位居第32位。

實際上，這也是這些經濟總量大的普通地級市所面臨的問題，包括東莞、泉州、溫州、無錫、紹興、常州等沿海地級市，過去經濟高速發展仰賴的是發達的民營經濟、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大量分布在下面的縣域和鄉鎮，市區的規模和體量反而比較小，形成了“小馬拉大車”的格局。

盡管這些城市經濟總量都不小，但從對周圍區域的影響輻射力來看，真正能躋身二線城市陣營的也就蘇州、無錫、東莞和佛山四個城市。而這18個城市中，目前只有8個城市獲準修造地鐵。

在過去，這種“小馬拉大車”的格局促進了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但進入到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階段后，弊端不斷凸顯。由于這些地級市中心市區綜合服務功能不完善，在集聚高端要素、發展高端產業方面，顯然不如行政等級更高、中心城區規模更大的城市，從而導致這些地方的很多企業紛紛將總部遷往行政地位更高的中心城市。如近幾年不少浙江企業將總部遷到上海；泉州的不少企業也紛紛將研發和營銷總部遷至廈門。

要吸引人才服務轉型升級、形成二三產業協調發展，離不開城市化平臺的支撐，以及做大、做強中心城市。這幾年，包括紹興、常州等地，都紛紛將下轄縣改區，做大城市平臺。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分析，通過擴大設區市的規模，有利于提高其要素聚集的能力，發展好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才能有效促進產城融合，更好地服務當地經濟的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