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段數名初中生毆打一名女生的視頻在網絡及微信朋友圈迅速傳播。警方介入調查發現，事發地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城地區額敏縣某中學。在不到3分鐘的視頻里，一名女生被幾名同學先后扇耳光、拿腳踹，實施暴力者口出臟話、煙不離手。

到底是什么讓這些處于花季的孩子們成為殘忍的施暴者和無辜的受害者？校園暴力事件頻發，學校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在這些觸目驚心的事件背后，我們又該如何反思？圍繞這些問題，記者近日在新疆進行了采訪。

校園暴力多發

學校家庭疏導不力系主因

“校園暴力產生的原因很多，但家庭和學校作為學生的監護監管者，沒有及時起到化解矛盾和引導的作用，沒有對學生異樣的情緒及時關注，繼而讓施暴者選擇暴力宣泄方式，以表達自己對現狀不滿，這應該是暴力行為發生的主要原因。”長期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烏魯木齊熙康心理咨詢中心主任高明學分析說。

僅今年上半年，經媒體公開報道的集中爆發的校園暴力事件就多達20余起，學生們的暴力手段，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校園暴力事件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和家庭、社會以及校園環境都有很大的關系，有些學校一味地抓學習，有些老師用暴力手段懲罰學生，長此以往，學生也會用暴力的方式來對待身邊的同學。”高明學表示，網絡傳播與模仿心理對心理還不成熟的青少年也有一定暗示作用，但最關鍵的原因是暴力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客觀存在，如家庭教育的缺位或冷熱暴力、成人對孩子的暴力等。還有，目前學校的淘汰性教育，讓沒有成就感的孩子只能通過暴力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

“預防校園暴力的重要環節就是任何事都要及時與孩子溝通，給孩子起碼的尊重，同時要普及基本的法律道德常識，早早阻攔校園暴力意識的形成。”高明學認為，對于學校來說，對校園暴力大都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簡單處理，沒有讓施暴學生的不良行為得到懲罰和自省，助長了他們的惡習，也讓孩子們認為學校的管束力不過如此，對其他有類似不良行為的孩子起不到震懾作用。

“加強法治教育，應從低齡學生做起，法治教育和法治意識不僅僅是教孩子學習法律常識以及自身權益保護，更要讓他們學會尊重別人，從小就學會用法律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這樣一來，校園欺凌等暴力行為才有可能逐年遞減。”高明學說。

處置校園暴力

多項法律規定難獲落實

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庭副庭長楊春告訴記者，我國刑法規定，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同時，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對于在學校接受教育的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學生，無力管教或者管教無效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將其送專門學校接受矯治和教育。如果是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予以治安處罰。如果是初次違法，則不執行行政拘留。”楊春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對未成年人依法負有教育、管理、保護義務的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職責范圍內的相關義務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損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使他人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

相關法律規定很多，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法律規定是否真的落到實處、發揮應有的作用？

“比如責令父母嚴加管教，基本屬于空話，有些父母根本不知道怎么管或者管不了；而送專門學校，由于法律并沒有規定為強制性措施，而是由監護人或原所在學校提出申請，走進專門學校的‘問題少年’很有限。”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長高玉鳳表示，對于不予刑事處罰的，最多口頭訓誡了之，起不了警示教育作用。

那么，作為監管機構的學校在校園暴力發生后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呢？楊春表示，如果確實是學校、幼兒園等教育機構有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

據介紹，在校園傷害事件中，學校未盡到職責范圍內的相關義務主要表現在，學校教師或其他工作人員在負有組織、管理學生的職責期間，發現學生行為具有危險性，但未進行必要的管理、告誡或者制止；對于與學生人身安全直接相關的信息，學校發現或知道，但未及時告訴學生的監護人，導致學生因脫離監護人的保護而發生傷害；學校有違反《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的有關職責規定的其他情形的。

如果學校出現上述情況，則可以據此認為學校在主觀上存在疏忽大意或者過于自信的過錯，屬于學校的責任事故，學校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適應的賠償責任。

預防暴力事件

法律不能缺席社會需合力

“毋庸置疑，預防和矯正校園欺凌是一項綜合治理工作，不能單靠學校、家庭一方的責任，教育矯正機構、心理咨詢、執法部門等，要共同打‘組合拳’,除了轉變教育理念，提高教育質量，關注每一個學生外，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律師協會維護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委員會副主任艾爾肯江肉孜不無憂慮地說。

艾爾肯江介紹，從近幾年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的執法和司法過程來看，有時候可能會出現教育與懲罰的失衡。

“唯有寬嚴相濟，才能公平地體現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艾爾肯江表示，從重主義和姑息放縱都會戕害法律的嚴肅性和公平性。對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能簡單批評幾句，便一放了之，也不能以暴制暴，否則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唯有秉著“寬容而不縱容”的原則，在刑罰之外規定專門的矯治措施。

“比如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措施基礎上進一步細化，規定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懲戒措施，從而真正將部分‘半睡眠’的法律條文激活。”艾爾肯江建議，除此之外，很大程度上，一些家庭中的底線教育已經缺位。作為孩子最早的啟蒙教育者，家長一定要從小教育孩子遵紀守法，違反法紀要承擔責任。“學校要增強學生遵紀守法的觀念，對學生多用實例教育。學校心理輔導老師的作用也不可忽略，要及時疏導學生的心理問題。學校及周邊區域特別是隱蔽的地方要安裝監控攝像頭，不留死角”。

艾爾肯江同時呼吁，目前，處理校園暴力參照的法條只能援引治安管理處罰法、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等，實際處罰力度不夠，震懾力打折，相關部門應加大對典型的校園暴力的懲罰力度，各方形成合力，從真正意義上預防和減少校園欺凌的發生。記者 潘從武 通訊員 楊舒涵